“窃书不为偷”

大联合拉开了帷幕，全国上下都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

我们学校也紧跟形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采取的是“三结合”的方式。我们学校革委会的主任是学校食堂那位红白两案皆精通的工友胡师傅，副主任则是学校校长以及我们这个组织的司令，同时也是我的同班同学汪之平。

或许是因为我大字报的文章写得出彩，刊物编辑得不错，文艺宣传队也搞得有声有色，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身为副司令的缘故，我有幸成为了学校革委会的成员之一。

在学校革委会的会议上，我提出了复课的主张，我认为学生终归还是得读书学习，光搞革命是不行的。

然而，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如今全国都还没有复课的先例，上面也没有相关指示，我们学校怎能如此行事？”

好在胡师傅和校长赞成我的看法，于是我们学校率先开始了复课，还把被打倒而靠边站的肖定远主任请了回来。

肖定远主任是极为出色的教导主任，同学们对他既崇敬又惧怕。他不但业务能力出众，诗词也写得精妙绝伦。他之所以被打倒，是因为有人从他的诗集中找出了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对社会不满的诗句。

肖主任一重新出山，老师们纷纷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归校园，他们精心准备着教案，每一页纸上都写满了对知识的敬畏和对学生的期待。

同学们也大多欢天喜地地返回了学校，那一张张充满朝气的脸庞上洋溢着对知识的渴望。

很快，学校就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语文课上，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诵着优美的诗词文章，引领同学们走进文学的殿堂，感受文字的魅力；

数学课上，复杂的公式和定理在黑板上一一呈现，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同学们思维的火花不断迸发；

外语课里，标准的发音回荡在教室，同学们认真模仿，努力打开通往世界的语言之门；

物理课的实验精彩纷呈，化学课的反应奇妙有趣，生物课的奥秘引人入胜，地理课的山川湖泊让人心驰神往，历史课的岁月风云仿佛重现眼前。

就连体育课也不再是简单的自由活动，老师认真地指导着各种运动技巧，同学们在操场上尽情奔跑、跳跃，挥洒着青春的汗水。

音乐课上，悠扬的歌声飘荡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美术课上，同学们用画笔描绘出心中的美好世界。

师生们都沉浸在这重新到来的学习时光中，每个人的眼中都闪烁着喜悦和满足的光芒。

但好景不长，到这年的年底，一学期还未上完就被迫停止了。

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随之开启。这成了 1968 年的主旋律。

城市户口的学生属于“下乡知青”，由有关部门负责安排，而我们这些农村户口的学生则属于“回乡知青”，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没有相关部门负责，也不存在所谓的安排一说。

读不成书了，我气愤不已。我干了一件“坏事”。

那天夜晚，月亮躲在厚厚的云层后面，只偶尔露出一丝微弱的光亮，整个世界仿佛都被黑暗笼罩着。

我成功地说服了几个同学，一起去学校图书室偷书。

我们几个人悄悄地来到学校图书室的门前，心跳如鼓，紧张得手心都冒出了汗。

四周一片寂静，只有我们压抑的呼吸声和偶尔传来的夜虫鸣叫声。

我用铁棍撬开图书室的门锁。

我们迫不及待地冲了进去，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自己想要的书。

我擦着几根火柴，凭借着微弱光，眼睛急切地搜索着那些我钟爱的古典著作。

我的手在书架上快速地划过，碰到几本《史记》，便如获至宝地紧紧抱在怀里；

又摸到一本《三国志》，兴奋地塞进准备好的布袋中。《左传》《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唐诗品汇》《古文辞类纂》……一本又一本珍贵的书籍被我收入囊中，很快就装满了一一大布袋。

一同偷书的姚友昌开玩笑说道：“窃书不为偷。”我们几个人当时都“窃”了不少书。

第二天清晨，天色还只是蒙蒙亮，我们就都挑着沉甸甸的书籍，脚步匆匆地回了家。

一路上，我默默地加快步伐，仿佛身后有什么在追赶着。

当时学校已经没什么人了，也无人来过问此事。

如今回想起来，实在是有点愧对母校。

这些书整整陪伴了我十年。

后来我考上了中文系，这些书还真发挥了一些作用。我的古文功底不错，还真得归功于“窃”来的这些书啊！

真对不起母校！

在这里，我真诚地向母校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