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贫穷,他真的是和我有缘,这缘份还很深很深。从回到故乡至离开故乡,他就一直亲密地伴随着我。
1970年是我家最艰难的一年。
年一过完,我家就断粮了,柴火也没有了。
这年春节期间下了一场大雪,天也特别地冷。
正月十五一大早,我就冒着大雪到桃园店上去挑煤。
父亲前两天去外地借粮食,路过桃园店时,想办法搞到了一百斤煤,放在桃园店一个熟人家里,托人带信,让我去挑。
从古家田到桃园店,只有五、六里地,路虽然不远,但大雪天里挑一百斤煤在路上走却非常艰难。
路上都是冰雪,还上了冻,非常滑,不好走,一不小心就会摔倒。
我用一件旧衣服包着头,在腿上绑几根稻草绳防滑,挑着两大箩筐煤,冒着风雪往前走。
那雪下得正紧,白茫茫的大地上,就只有我一个人,挑着担子在雪地里艰难前行。
到家的时候,我已经成了一个雪人了,头上背上全是冻硬了的冰雪。
第二天,父亲回来了,没有借到粮。他用全家的布票肉票等能换钱的东西换回几十斤萝卜干,这就是我全家的救命粮了。
这时,我母亲挺着怀孕七个月的大肚子,在灶台前费尽心思为全家做饭。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那能救命的红苕早已吃完了,幸好还有些咸菜和谷糠。
母亲烧一锅开水,抓几把萝卜干放在里面煮。
煮了一会,再抓些谷糠撒在里面,这就是全家的饭了。
菜呢?全家就一碗咸茶。
开饭了,一人一碗“糠萝卜糊”。
这样过了几天,救命的来了。
我的初中同学,那个和我一起登过双凤亭吟诗的同学古春福来我家搭伙食了。
古春福在上初中时,写了一个《送公粮》的快板剧,在县文艺刊物上发表过。大队干部认为他很有才华,回乡后,就让他当了大队卫生所的赤脚医生。
大队卫生所搬到我们村来了,离他们村有几里路,他回家吃饭不方便,就到我家来搭伙食。
我把我家的困难都对他讲了,他听了,还是坚决要到我家搭伙食。他每天给我们家一斤白米,在我家吃中饭和晚饭。
有米了,母亲也有办法了。母亲把春福给的白米磨成碎米,萝卜干上撒的就不再是谷糠而是碎米了。
开饭了,全家一人一碗“碎米萝卜糊”。
老同学古春福也是一碗“碎米萝卜糊”。
三月中旬,我最小的弟弟出生了。
开饭时,还是一人一碗“碎米萝卜糊”。
老同学古春福也是一碗“碎米萝卜糊”。
我母亲也是一碗“碎米萝卜糊”。
在“月子”里,我母亲没有吃一根面。七个兄弟姐妹中,我最小的弟弟个子最小。
我母亲总是说,小儿子是饿着怀,饿着生的,所以个子小。
为了能交上“缺粮钱”,父亲把堂屋里上香供祖先的大台子拆了,准备拿去卖。
为了好卖,他叫我用锯子把供台柱子锯成板子。
我学的木匠手艺用上了,我把供台柱子全部锯成了板子。
父亲看到堂屋里满地的“锯末子”,眼睛里放出光来。
他伏下身子,从地上抓起一把“锯末子”,捏了捏,兴奋地说:“这锯末子很软和,说不定能吃啊!”
“这是从木头上锯下来的,怎么能吃得啊!”我苦笑着对父亲说。
父亲抓着“锯末子”站起身来,有些无奈地说:“这东西要是能吃就好了。”
他好像有点舍不得地把抓在手中的锯末子慢慢的撒到了地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父亲一起,挑着供台柱子锯成的木板,走了十多里山路,到蔡家榨街上去卖。
我们把木板堆在十字街口的马路边,一直到中午饭的时候也无人问津。
我们无钱吃中饭,饿着肚子耐着性子继续等。
大约下午两点多钟,终于等来一个问价的人。
我一见这人就认出来了,就是那个在襄阳雪夜里和我一起拉板车的小梅。
他的样子基本上没变,所以我一见就认得出,可能我的样子变化太大,他没能认出我。
我怕他认出我不好意思,我就借故走到马路对面去了。
我在马路对面看到,小梅把手插在口袋里,低头用脚踢了踢堆在路边的木板,然后抬起头来和我父亲说话。
两个人说了不一会,小梅就走了。
等到看不见小梅了,我才从马路那边跑过来。
父亲皱着眉头对我说:“看来卖不出去了,你也饿了吧?我们回去吧,回去再想别的办法。”
我没有把我认识刚才用脚踢木板的小梅的事告诉父亲。
事后才知道,小梅从襄阳回来后,也没有去建筑公司,而是在公社企业管理办公室工作,后来还当上了县财政局局长。
三年后,我在小学当校长的时候,因为我给镇中学校长画了一幅“松鹤同春”的画被他看见了。
他就找到我,要我教他画国画,因此成为了好朋友,他还特地请我到他家喝了几次酒。
而那天的事,我一直没对他说。
我也觉得这木板难卖,就和父亲一起,又把这供台柱子锯成的木板挑回家了。
饿着肚子,还要干很重的活。
记得有一天,我挑稻捆挑到中午,饿得眼冒金星,实在受不了,就偷偷跑回家,把喂猪的粉碎的红苕藤粉末放到锅里做粑粑吃。
做好了,一咬,满口是砂子,不能吃。没法子,从水缸里舀了几碗凉水喝了,就又去挑稻捆了。
七
吃的难,烧的也难。村前村后,山坡上,田埂上,草都被挖光了,只好想办法搞煤烧饭。
有一天,我和父亲到离村三十多里地的新州县李家集去搞煤。
天还没亮,我和父亲,吃了几个煮熟的红苕,带上几个煮熟的红苕,一人挑一担空箩筐就出发了。
到了一个卖煤的地方,煤都卖完了,但地上没搞干净,地上还可以扫出一些煤来。
父亲只有2.5元钱,就和卖煤的商量,用这2.5元钱买这地上没扫干净的煤碴,卖煤的当然同意了。
我和父亲一起,把地上黑的东西都扫在一起,一半是煤,一半是煤染黑了的土,搞了四箩筐。
我和父亲一人挑两箩筐煤往回走。
走到半路,天就黑了,还下起了小雨。父亲挑着担子在前面走,我在后面挑着担子越来越跟不上。
父亲停下来,等我赶上来了,对我说:“你走得太慢,我不等你了,我先挑回去,再回来接你。”
于是,父亲就先挑着担子走了,我就挑几步歇几步地往前挪。
雨下得不大,但一直没停,担子越挑越重。我要费好大的力气才能把担子挣起来,挣起来也只能往前挪动几步。
挪到一个小山村边的时候,我就再也挣不起来了。
村边有一棵很大的树,我就把担子挪到这棵大树下躲雨。
带的几个红苕中午就吃完了,这时已经非常的饿了。
我坐在大树下的一个石头上,眼睛望着父亲走去的方向,盼望父亲早点来接我。
离大树不远有几间低矮的房子,房子里没有点灯,黑乎乎的。
忽然从一间房子里出来一个人,慢慢向我走过来,走近了才看清是一个大约四十岁的女人。
“你怎么这么晚还坐在这里呀?”
“我挑不动了,在这里等人来接我。”
她看了看树下装煤的箩筐,说,“这煤都打湿了,怪不得你挑不动。”她接着问我,“你还没吃晚饭吧?”
“中午吃了两个红苕的。”我回答说。
“你跟我来,到我家去,我给你做点吃的。”她边说边示意让我跟她一起到家里去。
她一进屋就开始点灯,边点灯边说:“煤油好贵,我用的是柴油,柴油也要省着用啊。”
她说的我也知道,因为我家,我们村里也都是用的柴油灯,并且还舍不得点,能不点灯就尽量不点灯。
她点上灯就开始为我做吃的。
微弱的灯光下,我看到屋子里还有两个小孩,一个男孩,大约七、八岁,一个女孩,大约三、四岁。
屋子里有一副磨子,女人用手抬起磨盘,从里面扫出一小碗碎米。
她又找出一把白茶叶子,就开始在灶台上为我做吃的了。
我看了看灶台边的情况,一看就知道,她家晚上一定没开火,也没吃晚饭。
听到锅里“咕咕咕”煮饭的声音,我的肚子也“咕咕咕”地叫起来。
她做饭的时候,她的两个孩子就一直站在灶台边眼巴巴地看着。
饭做好了,那是一碗热腾腾的碎米菜糊。
她把一碗碎米菜糊端到桌子上,对我说:“饿坏了吧,快趁热吃吧。”
她又回过头对两个跟上来的孩子说:“这是做给这个大哥哥吃的。明天我再做给你们吃。”
我埋着头吃,泪水滴到了碗里。我不敢抬头看旁边的那两个孩子。
这一碗碎米菜糊,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美食!也是这一辈子难以忘记的美食啊!
大约晚上十一点多钟的时候,父亲和舅舅一起来了,他俩换着挑,帮我把煤挑回了家。
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我专程赶到那一带去找这户人家。
顺着我曾经挑煤走过的路,一路走,一路询问。
因为天黑,那个村子的模样记不得,也不知道那个村子的名称,父亲也不知道,但我记得那棵大树,我就找有大树的村子。找了一整天,还是没找到那个村子。
还有一次,我随诗友们一起到新州采风,也专门打听过,还是没找到。我舅舅也带我找过一次,也还是没有找到。
八
在那一年多的日子里,栽秧,栽红苕,割麦子,割稻子,挑粪,挑草头,耙田,耙地,诸多农活都干过。
虽然家里增加了我这个劳动力,但我家还是大缺粮户。
为了增加收入,我家养了一头母猪。这头母猪,可以算是我们家的“功勋母猪”了。
家里的经济来源,全靠这头母猪了。
然而,喂猪的饲料成了大问题。
现在我们老家都是用红苕和玉米做猪饲料,可当时,这红苕和玉米都是主粮啊!
为了喂好这头大母猪,父母想尽了办法,吃尽了苦头。
父亲想到一个办法,用水草来喂猪。
我们那地方的水塘里有一种被称为“葡萄苗”水草,我父母把这种水草打回来,切碎,放进腌咸菜的大缸里发酵。发酵后的“葡萄苗”猪很爱吃。
白天要在队里出工挣工分,只有晚上有时间去打“葡萄苗”。
于是,父母经常是在晚上一起去打“葡萄苗”。
附近水塘里的“葡萄苗”被打完了,就要走很远的路去找“葡萄苗”。
有月亮的晚上还好一点,在没有月亮的黑夜里,走很远的路去找“葡萄苗”,打“葡萄苗”就很不容易了。
有一天晚上,父母在一个水塘里打“葡萄苗”。
天太黑,要趟水到水塘中央去打“葡萄苗”,母亲的左手食指被水草中夹杂着的一种带刺的草扎伤了,鲜血直流。
母亲从破衣服上撕下一个小布条把食指一包,又带着伤去打“葡萄苗”了。
第二天,母亲的食指就红肿起来了,这是感染了,发炎了。
母亲也没上卫生所去治,依然用这受伤的手洗衣做饭。
十指连心啊!母亲一定是钻心地痛。
母亲是非常坚强的人,疼得额头上冒冷汗也不吭声。
母亲的食指烂了半截,指骨都露出来了。
母亲自己拿剪刀把食指上的腐肉剪掉,用布把食指缠起来。依然是什么都做,洗衣做饭干农活,从不耽搁。
我亲眼见母亲拿剪刀剪食指上的腐肉时,我心里很痛,我劝母亲去卫生所,对她说:“妈!去卫生所看一下吧!”
母亲说“不用,会好的。”
当时我竟联想起《红岩》里的江姐了。
从此,我母亲的食指就成了畸形的了,短了半截。